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慈善金融和慈善信托的概念及意义

慈善金融是慈善公益领域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核心载体。依托金融工具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推动慈善资源高效配置、长期保值增值，助力慈善事业从“被动捐赠”向“主动运营”转型，是实现慈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慈善金融是一个广义概念，指以慈善公益为核心目标，融合金融工具与慈善需求的各类实践模式，涵盖慈善捐赠、慈善信托、公益理财、慈善基金投资等多元形式，核心是通过金融运作让慈善资金实现保值增值，同时精准对接公益项目，兼顾公益性与效益性，打破“慈善仅靠捐赠”的单一模式。

慈善信托是慈善金融的核心细分领域，依据《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设立，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为实现慈善目标进行管理和处分的信托活动，具有信托财产独立性、长期稳定性、管理专业化的特点，明确区分委托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保障慈善资金专款专用。

（二）金融业在慈善信托中的核心地位

金融业在慈善信托的设立与运营中占据核心主导地位，通常作为被委托人，为委托人提供全流程专业支撑，作为专业服务方，帮助委托人梳理慈善诉求、设计合理的信托方案，筛选适配的受托人，同时提供资金托管、风险评估等服务，破解委托人在信托设立、财产规划、合规操作上的专业短板，保障委托人意愿得到精准落地，降低委托人参与慈善信托的门槛与风险。金融业机构（主要为信托公司，辅以银行、券商等）是慈善信托最核心的被委托人（受托人）主体，凭借其成熟的资金管理、风险控制、合规运营能力，负责慈善信托财产的保管、投资运作与精准投放，通过专业化资产配置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严格履行受托责任，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管与披露，衔接慈善项目执行方，确保慈善信托财产专款专用、慈善目标高效达成，是慈善信托可持续运营的核心支撑力量。

二、研究目的

本报告以金融行业参与慈善信托为核心切入点，结合样本数据与行业实践，分析金融行业主导或参与的慈善信托在规模、结构、运作模式等方面的特征，探索金融工具与公益目标的协同机制。展现作者对金融行业社会责任、公益金融创新的理解，同时为金融机构参与慈善信托提供优化思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数据来源：本报告核心数据来源于慈善中国的信托备案数据（数据截止到2024年12月31）。

研究范围：聚焦金融行业相关的慈善信托（包括信托公司、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投资、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委托人的信托），分析其规模分布、资金流向、运作模式及发展趋势，暂不涵盖非金融机构主导的慈善信托。

金融业自身作为委托人的情况虽不普遍，但具有明确的场景导向，核心是金融业机构以“出资方”身份，将自有资金或特定财产委托给受托人（可是其他金融机构或自身关联合规主体）设立慈善信托，本质与企业、自然人作为委托人的核心逻辑一致，具体分为三类常见情况：一是践行社会责任与ESG战略，如信托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自身经营利润、闲置资金或投资收益投入慈善信托，聚焦助学、养老、乡村振兴等公益领域，通过参与慈善信托践行社会责任，若其以自有资金设立慈善信托，便属于此类情形；二是打造公益品牌与行业示范，通过设立慈善信托传递金融向善理念，带动更多客户（企业、高净值个人）参与慈善信托，提升行业公信力；三是精准对接自身公益诉求，部分金融机构结合业务特色设立专项慈善信托，如聚焦绿色金融与生态保护、金融扶贫等，实现公益目标与业务发展的良性联动，部分机构还会将股权等非现金资产纳入信托财产，借鉴股权慈善信托的模式实现长效公益支持。此类情况下，金融业机构既是委托人（出资方），也可依托自身专业优势，为信托运作提供专业支持，进一步提升慈善信托的运营效能。

四、报告主体和核心结论

（一）核心结论

截至 2024 年底，金融行业慈善信托（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在全国慈善信托中占据重要特色地位：数量达 331 单（占比 14.6%）、财产规模 12.22 亿元（占比 14.3%），整体呈现 “稳步扩容、结构分化、政策驱动” 的发展特征。

从趋势看，2016-2019 年稳步起步，2020-2021 年受资管新规与疫情后调整影响阶段性波动，2023-2024 年借政策红利（信托三分类新规、新《慈善法》）实现高增（2024 年数量同比增 54.5%）。

资产分布高度集中，少数大额信托（仅 2 单亿元以上项目）贡献近 30% 规模，而 66% 的信托为百万以下小额项目，反映行业 “头部引领、中小探索” 的发展期特征。

地域布局打破 “经济发达即数量高” 惯性，青海、陕西、甘肃等欠发达地区凭借单一机构深耕和与政策主题契合跻身前列。具体来讲，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占 38.1% 规模）是核心资金供给方，信托公司（占 49% 数量）是主要运作主体。领域分布聚焦国家战略与民生刚需，助困（32.2% 规模）、乡村振兴（40.1% 规模）合计占 7 成以上，医疗类信托则具疫情应急阶段性特征，整体体现金融行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目标。

（二）金融行业信托在整体信托行业中的地位

本文所指金融行业信托，明确界定为信托公司、银行、证券、保险、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这类信托是整体信托行业中兼具专业性与公益导向的特色细分领域。从具体数据来看，截至2024年底，全国备案慈善信托累计数量达2260单，财产规模合计85.47亿元；其中金融行业信托备案数量331单，占整体备案数量的14.6%，财产规模12.22亿元，占整体财产规模的14.3%。

（三）金融行业信托历年发展趋势

从发展趋势来看，结合2016-2024年备案数据与行业政策导向，金融行业信托（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呈现稳步扩容、波动回升、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从具体数据来看，2016-2019年处于稳步增长阶段，备案数量从6单逐步攀升至45单，累计财产规模从0.55亿元增长至3.30亿元，这一阶段的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慈善信托模式逐步被金融机构认可、政策初步释放利好，加之行业初期基数较低，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的参与意愿稳步提升，逐步探索公益与自身业务的结合路径。此后行业出现阶段性波动，2020-2021年备案数量从65单回落至30单，累计规模增速放缓，核心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金融机构面临净值化转型的巨大压力，精力与资金优先投向核心经营性业务，对作为委托人设立信托这类公益属性较强的布局有所收缩；二是2020年受疫情影响，金融机构曾加大公益类信托投入形成阶段性高峰，2021年疫情防控趋于平稳后逐步回归常态，同时当时慈善信托合规监管进一步细化，部分金融机构因政策适配、流程完善等需求选择暂时观望，导致备案数量回落。2023年起行业恢复快速增长，备案数量44单、同比增长46.7%，2024年持续发力，备案数量达68单、同比增长54.5%，当年增加财产规模1.30亿元，累计财产规模攀升至12.22亿元，同比增长30.1%，增速连续两年保持高位，这一增长态势与政策导向高度相关——2023年信托业务三分类新规深入落地，明确将公益慈善信托列为信托公司核心业务类型，同时新《慈善法》正式施行，进一步完善了慈善信托的备案、运营及监管规范，大幅降低了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参与的合规成本与政策风险。加之2023年ESG战略在金融行业加速落地，以广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纷纷加大公益投入、践行社会责任，进一步激发了各类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积极性，推动行业快速回升。结合历史数据与行业发展规律，预计未来金融行业信托参与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形成多元协同的发展格局；同时，依托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金融行业信托将深度结合ESG战略，创新运作模式、丰富信托财产类型，深化“金融+公益”融合，进一步提升运作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

（四）少数信托持有绝大多数资产

从财产规模来看，目前金融行业慈善信托财产总规模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极度的集中性，可以作出“少数信托持有绝大多数资产”这一结论。

市场中存在财产规模巨大的单笔信托。2023年，国投泰康信托国投公益乡村振兴慈善信托这一单一信托的财产规模就达到了1.774亿元。仅此一单便占据了样本总规模的约19.6%。在信托名单中，超过一亿元的信托有两个：国投泰康信托国投公益乡村振兴慈善信托（2023），2023年在北京民政局备案，无固定期限，开展定点帮扶、对口支援、援疆援藏等乡村振兴相关公益活动，以及其他符合《慈善法》规定的公益活动，备案初始备案资金9750万元，之后分别在2024年增加7990万元，达到1.774元的总财产规模。九坤暖阳慈善信托，2022年南昌市民政局备案，无固定期限，有序开展“教育、乡村振兴、扶贫济困、救灾抗疫、环保减碳、科技发展、慈善文化建设”等各类慈善活动，促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初始备案金额1.25355亿元，之后无增加财产。

在金融行业的331个信托中，以上两个信托财产占财产总规模的24.77%。剩余的财产规模也并不是亿元以下信托的正态分布。财产规模小于一百万的信托数量为217个，占总数量的66%。

从图表4可以看到，显著突出的就是上文提到的两个信托。

去掉财产规模在五百万以上的信托，从下图也可以看出，余下的慈善信托中有超过一半仍处于五十万左右以下的位置。

综合来讲，这样的规模分布，这充分的体现了中国金融行业慈善信托小型信托广泛参与，而主要的财产规模由少数大规模信托带动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体现出机构资源动员方面的能力差异。大型国企和金融机构拥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能够设立规模庞大的慈善信托从而服务农村振兴，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也说明中国金融行业信托尚属于发展期，众多中小型委托方正在逐步学习和采用慈善信托这一工具，但单笔投入较为谨慎。

因此监管部门与行业促进政策需要兼顾两类主题。一方面：鼓励和规范大型慈善信托的运作，确保其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另一方面应该简化小型慈善信托的设立和管理流程，降低运营成本，从而鼓励此类慈善信托机构加大投入。

（五）金融业慈善信托的地域分布

结合金融领域全国慈善信托地域分布数据（详见图表7），可发现其数量与“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信托数量”的常规认知存在显著偏差。其中，青海省、陕西省、甘肃省的慈善信托数量分别达27家、26家、26家，跻身全国前列，与浙江省（37家）、北京市（36家）等经济强省（市）处于相近梯队，而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如山东省仅1家、四川省仅2家）反而数量偏少。

分析原始数据可知，三省慈善信托数量偏高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主要由单一受托人主导，信托目的也很集中。本节以三省为案例，深入解析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挖掘金融领域慈善信托地域分布背后的原因，为理解全国金融领域慈善信托地域发展差异提供参考。

5.1 青海省：单一机构主导的主题化规模化布局

青海省27单慈善信托全部为五矿信托“三江源”系列项目。该系列信托的运作模式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受托人统一为五矿国际信托，委托人以五矿证券、五矿集团关联企业为主，托管机构集中于招商银行北京的几个支行，形成了由关联主体委托、单一机构受托、统一托管的闭环运作体系。

从信托目的来看，所有项目均高度聚焦于三大领域：三江源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帮扶、突发灾害救助，例如“三江源-五矿证券乡村振兴37号”“三江源-中国五矿抗震救灾慈善信托”等，契合国家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导向。青海省金融机构信托的特点可以总结为，由头部信托机构深耕，匹配政策主题，进行系列化批量设立。这种模式是青海省金融行业慈善信托数量快速攀升的原因，也使其成为信托公司践行国家战略、开展规模化公益布局的典型样本。

5.2 陕西省：本地机构与公益组织的协同化布局

陕西省26家慈善信托以本地头部信托机构为核心，受托人主要集中于长安国际信托、陕西省国际信托两家本地核心机构，委托人则以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会、陕西省慈善协会等专业公益组织及本地企业为主，托管机构多为兴业银行西安分行、中信银行西安分行等区域内银行机构。具有公益联动、区域协同的运作特征。

信托目的紧密贴合陕西省区域公益需求，重点围绕教育助学、乡村振兴、抗疫救灾三大核心领域展开，例如“长安慈·梦想之舟教育助学慈善信托”“陕国投·抗疫救灾慈善信托”等项目，既发挥了本地公益组织的需求对接优势，也依托本地信托机构的专业能力实现了公益资源的精准落地。这种金融机构区域深耕加政社企协同的模式，推动陕西省成为西北区域金融行业慈善信托的核心枢纽，也打破了外地机构主导欠发达地区公益布局的固有认知。

5.3 甘肃省：本土机构主导的内生性精准布局

甘肃省26单慈善信托运作主体高度集中于光大兴陇信托，具有本土机构自主发起、精准匹配区域需求的特征。该省慈善信托的受托人统一为光大兴陇信托，委托人包括建元信托、光大兴陇信托自身及关联企业，托管机构集中于光大银行兰州分行等本地金融机构，是一种机构自主发起、自身受托、本地银行托管的内生增长模式。

信托目的聚焦于甘肃省公益刚需领域，主要集中在助残助学、定点帮扶、抗疫救灾三大方向，例如“光信善·建行淮安分行慈善信托”“光大兴陇信托·抗疫物资援助慈善信托”等项目，精准对接了甘肃省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特殊群体帮扶的区域需求。光大兴陇信托作为本地核心金融机构，依托股东资源与政策支持，通过批量设立精准帮扶类信托项目，既扩大了当地慈善信托规模，也实现了公益价值与机构品牌价值的双赢，为欠发达地区慈善信托的内生性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

5.4. 三省案例共性启示

青海、陕西、甘肃三省的慈善信托布局，打破了“经济水平决定慈善信托发展规模”的惯性认知，其核心共性特征与发展启示如下：

第一，机构驱动是核心增长动力。三省均由1-2家核心信托机构主导慈善信托布局，通过系列化、批量设立项目的方式，快速提升信托数量，形成“单一机构深耕”的发展模式，而非依赖分散的市场主体自发参与，这是三省信托数量跻身全国前列的关键。

第二，政策导向与区域需求精准匹配。三省慈善信托的目的均高度契合国家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救灾帮扶等重大政策导向，同时精准对接本地公益刚需，实现了“政策红利+区域需求”的双向赋能，既获得了政策支持，也确保了公益项目的实用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本土化运作提升布局效率。陕西、甘肃依托本地信托机构与公益组织，青海依托头部机构的区域化深耕，均实现了慈善信托的本土化运作，减少了跨区域协调成本，提升了公益资源的落地效率，也为欠发达地区慈善信托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

综上，金融行业慈善信托的地域分布并非单纯由经济发达程度决定，而是与核心机构布局、政策导向、区域公益需求的匹配度密切相关。青海、陕西、甘肃三省的案例表明，欠发达地区可通过引入核心信托机构、聚焦政策主题、深化本土化协同，实现慈善信托的跨越式发展，为区域公益事业注入持续动力。

（六）金融业慈善信托的委托人类型

从金融机构委托人的细分数据可以清晰看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在慈善信托中的参与模式、资金投入力度和角色定位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 “核心主体引领、多元模式联动” 的格局：

首先，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是当前慈善信托最核心的资金供给方。无论是单一主体还是联合其他主体，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的财产总规模约 6.75 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委托人总规模的 51.5%，其中仅 “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 单一类型的财产规模就达 4.99 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委托人总规模的 38%，远超其他类型金融机构。这一数据反映出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在慈善信托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最大，是推动慈善信托资金规模增长的核心力量，其参与更多基于资金端的资源整合能力，体现了资本类机构对公益领域的深度布局意愿。

其次，信托公司是参与广度最高的运作主体。信托公司类的信托数量达 162 家，占全部信托数量的 49%，且参与形式多元，涵盖单一信托公司、信托 + 企业、信托 + 自然人、信托 + 公益机构等多种组合。尽管单一信托公司的财产规模仅 0.40 亿元，但通过联合模式（如 “信托 + 其他企业” 的财产规模达 1.85 亿元，是单一信托公司的 4.67 倍）有效放大了资金效应，这体现了信托公司作为慈善信托核心运作主体的定位 —— 不仅自身发起项目，更通过联动各类主体扩大参与面，是推动慈善信托数量增长的主要力量。

此外，银行的资金投入稳健且联合模式初显成效。银行单一主体作为委托人的财产规模达 0.74 亿元，在单一金融机构中仅次于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且 “银行 + 其他企业” 的联合模式也贡献了近 0.10 亿元的规模，说明银行依托自身资金优势成为重要的资金供给方，其参与更多基于稳健的资金配置需求。而证券、保险机构的参与度相对有限，两类机构的财产总规模合计不足 0.5 亿元，反映出其在慈善信托领域的布局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

整体来看，金融机构在慈善信托中的参与已从单一主体向多元联合模式演进，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的资金优势、信托公司的运作优势与银行的稳健投入形成互补，而联合模式（如信托 + 企业、投资 / 资本管理公司 + 慈善机构）的价值凸显，也为未来金融机构深化公益合作提供了可行路径。

（七）金融业慈善信托的领域分布

从金融行业慈善信托的目的分布来看，其布局高度贴合国家政策导向与阶段性社会需求。

助困与乡村振兴是长期投入重点。助困（32.6% 信托数量、32.2% 财产规模）与乡村振兴（23.3% 信托数量、40.1% 财产规模）合计占据超 6 成的信托数量与 7 成的财产规模，是金融行业慈善信托的绝对核心。

乡村振兴的财产规模占比（40.1%）显著高于数量占比（23.3%），说明金融机构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更大，这是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共同富裕的直接体现，也契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求。

助困则是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性公益，体现了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底色，是公益投入的 “压舱石”。

医疗类信托具有鲜明阶段性。医疗类信托（8.8% 信托数量、6.2% 财产规模）大部分是关于新冠疫情的，这反映出金融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快速响应能力。这类信托多为疫情期间的应急性资金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也体现了金融行业在公共危机中的责任担当。

教育与助学是长期关注领域。教育事业发展（7.9% 信托数量、5.5% 财产规模）、助学（5.1% 信托数量、7.7% 财产规模）等领域的布局，是对民生刚需的重要补充。

助学的财产规模占比（7.7%）显著高于数量占比（5.1%），说明金融机构对教育公平的资金投入力度较大，体现了对人力资本提升的长期关注，也契合 “教育强国” 的政策导向。

“公益事业发展”（5.7% 信托数量、2.0% 财产规模）无明确具体内容，且财产规模占比偏低，这类信托更多是金融机构用于灵活配置公益资源的 “兜底” 选项。其可能用于覆盖未被明确分类的公益需求，或是作为未来公益项目的储备资金池，反映了部分金融机构在公益布局上的灵活性与试探性。

众探索领域如生态、文化等的尝试。生态环境、文化等领域的信托数量与规模占比均不足 3%，属于小众探索。这类布局更多是金融机构打造差异化公益品牌的尝试，例如生态环境类信托契合 “双碳” 目标，文化类信托则体现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关注，但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化投入。

总体来看，金融行业慈善信托的目的分布，既体现了对国家战略和社会刚需的深度响应，也反映了应急性需求与长期公益目标的结合。未来随着公益需求的精细化，“公益事业发展” 这类模糊分类的占比可能会逐步下降，而乡村振兴、教育公平等长期领域的投入有望持续深化，同时金融机构也会更注重公益项目的精准性与可持续性。（李璨 北京市鼎石学校 11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