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作者:正衡
近日,先后读到作家康锦达长篇报告文学《幕起幕落》节选,以及周秉和同志《以自我革命精神淬炼作风,打好权力治理这场战役》一文。两篇文章,一则以个案之跌宕叩问个别地方滥用执法权力之痛,一则以党性之自觉倡言“自我革命”之要。作为一名纪检监察战线的同志,读后心绪难平。两文所议,看似一桩旧案、几句新论,实则直指一个沉甸甸的命题:在护航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这场攻坚战中,纪检监察机关究竟该站什么位置、该以何种姿态履职?而执法司法权力一旦偏离公正轨道,又会给经济与社会带来怎样的代价?
一、纪检之责:既当“清道夫”,也当“护航员”
品读康文,最让我触动的,是市区纪委联合工作组入企的旧事。据文中记载,工作组奉命进驻,职责清晰:肃清慕马案遗留影响、整治损害群众和企业利益的不正之风,依法维护外商合法权益。他们以纠风为突破口,化解压在群众心头的难题,妥善解决群众房屋办证、燃气开通、子女就学等民生堵点,依法依规核查转属前原企业负责人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化解群体性上访。供暖、供电、工程欠款、拆迁补偿,一桩桩难题在协调中消解,推动了企业平稳转属。那一年,工作组履职成效得到市政府领导肯定,获评“市长特别奖”。这枚金质奖章既是对工作组履职成效的褒奖,也是对企业负责人为政府分忧、敢于担当的肯定。
由此深刻感悟,纪检监察工作从来不是“只查不扶”的单向追责,而是查办与保护、监督与服务、治腐与护航发展贯通的系统性工作。在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中,我们既要以执纪问责惩治腐败、守住国资安全底线,又要以协调服务、破解发展难题,守护招商引资成果。文中收录的沈阳市纪委时任领导履职理念精准贴切,直击本质:“既要以执纪问责惩治腐败……又以协调服务破解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诠释了新时代纪检监察机关既是政治生态“清道夫”、也是发展大局“护航员”的双重职责。
二、错案之鉴:不该发生的履职警示
然而,读至康文那个反差极大的结局,我倍感沉重。
涉事企业家,临危受命盘活两家濒临倒闭的合资企业,自筹两千余万元用于供暖供电配套,偿还工程欠款、支付拆迁补偿,切实保障了动迁职工的合法权益——文中所引公共证据、2006年与2007年市政府两次会议纪要,“议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桩桩件件都是企业的贡献。可就是这样一位功臣,最终被列为追责对象,九千余万元资产被扣押,企业至今仍在留守状态中艰难维持。
最令人遗憾的是文中披露的办案细节:办案全程,当年知情、掌握完整事实、熟知历史背景的市区纪委联合工作组知情人员,竟无一人被走访核实,亲历全程的知情者被彻底“绕过”。更值得反思的是,在刑事案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事实尚未查清,程序尚未终结的前提下,相关单位便制作了警示教育片,为案件预先“定性”。案未审、罪先定,舆论基调先行设定——这既有悖“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也反映出彼时办案中容不得异见的偏差氛围。文中载明,该案刑事部分经省高院审理认定,企业法人不构成犯罪。办案机关本溪市检察院也依法作了纠正。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沈阳市和平区,同类案件的办理却采用了“双重标准”:同一桩事实,涉案行政干部因情节轻微不予追责,而经市政府专题会议明确议定的事项,却归责于这位企业家,追究了刑事责任。证据链条清晰的错案,迟迟未能完成彻底纠正。
经查,辽宁省公安厅原主要负责人李文喜是该起系统性执法乱象、冤错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依法严惩;但案件遗留的问题并未同步清零,企业被扣资产的处置、困难职工的生活保障等后续问题,至今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立足纪检监察岗位,我不禁自问:当办案脱离事实基础、绕过知情人员、屈从于个别权力意志,所谓执法,便异化为对市场主体的伤害。本可通过行政协调、民事途径化解的矛盾,最终被纳入刑事追责,企业的兴衰成败,岂能由企业家一人担责?这既有悖法治原则,也直接折损营商环境的根基。
三、执法之弊:以惩处代解题的深层之害
读罢两文,我常思考:执法环节一旦出现重惩戒、轻解题的偏差,究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多大代价?
答案,写在那个企业的命运里:九千余万元资产被扣押,两家关联企业、众多职工生活困顿;写在投资人的预期里——“今后谁还敢出来,为政府排忧解难、牵头做事?”;也写在地方的口碑里——“企业经营困难时无人问津,一旦做大,就有人想从企业身上攫取不当利益,这是部分腐败者的通病。”
这背后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方法论偏差:办案机关究竟以解决问题为先,还是以惩处追责为先?本可经行政协调、政策清理、民事途径化解的问题,为何非要将企业家定罪、以惩戒代替解题?短期看似“立了案、办了人”,实则埋下三重隐患:一是错伤无辜、制造冤案,动摇产权保护的制度根基;二是吓退资本、冷却预期,令民营企业家不敢干、不敢闯;三是消耗公信、累积矛盾,最终由社会与群众买单。
读此,忽想起法官宋鱼水曾在沈阳讲课时谈到的观点:司法办案要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三个效果本是一体,不可偏废。反观这则案例,办案中似乎只盯住了“法律效果”的一端——甚至只是“立了案、办了人”的形式合规,却把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弃之不顾:企业的死活、职工的饭碗、一方营商环境的口碑,统统不在考量之内。只取一端而弃其余,恰是这桩错案最深处的病灶。
最高法2025年依法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55件88人(数据引自最高法新闻发布会),说明涉企冤错并非孤例,纠错必须常态化、长效化。而治本之策,仍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执法者不敢、也不能恣意妄为。
四、自我革命:把“刀刃向内”落到制度
两篇文章,最终都落在一个词上——“自我革命”。康锦达赞赏辽宁高院在纠正涉企冤错案中彰显的自我革命精神;周秉和亦有同感,他读葛迪院长《以高质量司法做实辽宁营商环境“最硬内核”》一文,对其中“自我革命”四个字“十分认同”,并“为葛迪同志点赞”,继而通篇力倡这种刀刃向内的精神。两位作者一赞其行、一倡其言,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我革命的精神——这绝非措辞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叩问。
读周文,尤为触动我的,是他对党的自我革命传统的梳理。延安整风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实践;正如文中所引,周恩来同志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由此想到,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与“自我革命”——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执政者敢于直面自身问题。
对纪检监察机关而言,“自我革命”从不是一句口号。监督者,亦应接受监督。它落到履职姿态上,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主动知情、主动纠偏。涉企案件办理中,应建立办案机关与曾介入的纪检等职能部门的线索互通、情况会商机制,让事实在阳光下交汇,从源头防范错案。
二是以解题为先、以公正为尺。先问“能否以行政、民事、政策手段化解”,再问“是否必须刑事追究”,把“解决问题”而非“办人立功”作为第一目标。
三是刀刃向内、纠错到底。对已查实的冤错案件,不能止于“刑事部分纠正”,更要盯住资产返还、职工安置、行政处置等“后半篇文章”。新官须理旧账,决不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是畅通监督、接受评判。要健全常态化自查自纠机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群众评判,将市场主体口碑、群众满意度纳入履职评价标尺,彻底变监督“灯下黑”为“灯下亮”。
结语
《幕起幕落》的痛点,至今仍在延续。那枚藏在红色盒子里的金质奖章,仿佛仍在无声诉说:功臣与罪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这条线,系于执法者是否公正,系于权力是否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纪检干部,我深信: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要从整治个别地方滥用执法权力的病灶做起;而治愈这个病灶,靠的正是“自我革命”的锐力与自觉。把这一把“手术刀”磨快、用好,让每一名手握公权的人都能坦然接受监督、主动检视自身,我们才能真正做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让企业家敢干、敢闯、敢成大事,让经济的血脉重新奔腾,让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公道,也称出信心。
这,正是两篇文章留给这一代纪检人必须做好的一份答卷。
202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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